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35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市场化改革。今天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起点上，人们有理由期待，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广范围内向市场放权，以激发出中国经济更持久、更深厚的活力、效力与竞争力。
一、把“政府盲目干预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回首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可以清楚看到市场化改革逐步加深、日趋清晰的步伐。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提出“进一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实际是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日趋加大的过程。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提法意味着改革向着市场化目标又迈出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仍然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不到位，一些关键领域与核心环节的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虽然多数商品价格已经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包括利率、汇率、能源及一些公共产品的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而仅仅依靠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打破制度的藩篱，需要市场进一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深入到最关键的改革环节中，完成改革攻坚。
过去，“政府之手”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变成一只“闲不住的手”，干什么事都要政府审批，这样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效率，影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也造成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妨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当前，需要进一步树立“小政府、大市场”的观念，把决定权交给市场，把改革向纵深推进。
打破“藩篱”，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
当前，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症结“久病难医”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有些地方政府采取“摊大饼”的方式，片面追求经济速度，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投资者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造成一些企业僵而不死，市场优胜劣汰无法实现，产能过剩愈演愈烈。
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行政垄断、政府管制和地方保护，消除市场间的障碍与壁垒。
对本地和外地企业差别性征税；对一些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实行电价优惠政策，形成不平等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产能过剩；对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一些歧视性规定……现实中政府之手扭曲资源配置追求局部利益的情形随处可见。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政策过于优惠、土地廉价，还有一些减免税等，说到底还是有单纯追逐GDP的导向，政府职能转变没有到位。
过度的政府干预会扼杀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能力，因此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简政放权，为市场松绑，除去不当的管制。要以实现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为改革的突破口，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使进入与退出成为一个动态、良性运转的过程。
同时，在市场化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保障市场主体的权益，包括保护企业与消费者的合法利益，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减少行政审批；杜绝各种霸王条款，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形成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二、不当“运动员”，当好“裁判员”
两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张名为“审批的万里长城”的图上显示，行政审批多的时候要盖一百多个章才能办成一件事，再加上各种检查费，让创业者不堪重负；另一组数据则是，今年第三季度，随着新一届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221项，全国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了18%，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增长了31%。
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间的“和”字意蕴深远。这体现了市场与政府两者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方面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不等于“政府之手”就可以一放了之。而是需要两只“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市场之手”缺不得，而“政府之手”也松不得。也就是说，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
政府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关键是做好“规则”的制定者，更好发挥监管职能。首先要通过实现宏观调控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其次要弥补市场缺陷，在防止垄断、缩短收入差距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有所作为，增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同时，要培育市场公共竞争环境，强化政府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制定科学的规则与标准，严格市场执法，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例如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政府角色可以通过制定如技术、能耗或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引导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政府不当“运动员”，要当好“裁判员”。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同时还要认识到，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最终还需靠法治。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的关系，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方式和边界；严格依法行政，强化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唯有“把该管的管好，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方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动力，使改革红利惠及人民群众。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给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真正把转变政府职能落到实处，以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三、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决于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什么作用，取决于政府发挥什么作用。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才在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提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问题。《决定》用了大量篇幅，对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规定。
能否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了取决于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外，还取决于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各方面的职能如何发挥，都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宏观经济调控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毫无疑问，宏观经济调控对资源配置会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宏观调控的主体又是政府，如果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重点，以及方式、方法、手段、工具把握和运用得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为了使宏观经济调控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相一致，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如《决定》指出的，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宏观经济调控可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也可以运用像行政审批那样的行政手段，但在非市场失灵的领域，一般只能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慎用行政手段。否则，就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有效发挥。
市场监管是政府的另一项重要经济管理职能。市场监管也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如果监管不力，也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向、结构和效率。市场监管属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规制，其主体当然也是政府。微观规制的范围，既包括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也包括市场失灵的领域。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规制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则应主要运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首先要制定市场规则，如市场准入规则、交易规则、竞争规则和市场退出规则等。有了规则，各级政府就要按照规则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进行监管，谁违反了规则，谁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既包括经济处罚和法律处罚，也包括行政处罚。处罚本身也必须有客观的依据和标准。
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还必须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如技术、质量、安全和知识产权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有了这些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各级政府就要履行好市场监管的责任。对各种违反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的行为，要给予相应的处罚；对监管不力和违反监管规定的政府部门和有关人员，也应给予相应的处罚。
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服务水平和产品定价等应由政府制定专门的规定进行监管。自然垄断是由行业和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决定的，政府对他们承担着更多的市场监管责任。那些竞争行业可以通过竞争解决的问题，如服务水平和产品价格等问题，对自然垄断行业，也必须通过政府的规制加以解决。
社会管理主要是维护社会运行秩序的，它基本不影响资源的配置，但社会管理本身则需要使用一定的资源，这些资源的配置应根据社会管理的需要加以决定，其中关键问题是要提高它们的使用效率。
公共服务，特别是公共物品的提供，基本上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政府要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其中纯粹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要由政府无偿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则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无论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是准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必须注意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既要尽可能满足社会需要，又要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服务成本。为了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配置效率，必须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如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有些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但更多的则应由其他公共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提供。其中，有偿提供的准公共产品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为了保证那些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和准公共产品（服务）机构的正常运行，政府可给予必要的经济补贴。对这个领域的资源配置，主要应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环境保护也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能，环境保护主要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外部性问题。对于经济运行中产生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政府要给予鼓励、支持。必要时，还可以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对那些对环境保护不利的负外部性，如各种污染，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治理。对那些社会无法承受和容忍的负外部性，如严重的土地污染、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和禁止，而对于那些社会能够承受而又无法避免的负外部性，则要通过经济手段使其降低到最低限度，并由外部性的造成者交纳必要的费用，以便进行环境修复和补偿。
参考资料
形成市场经济共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对引领社会各界正确认识、正确理解、正确运用市场规律，具有决定性作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经历了3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改革，1992年以来我们经历了21年目标明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不时响起，有些符合争论逻辑，有些不符合争论逻辑，尤其是在某项制度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一争论（尤其是不符合争论逻辑的争论）往往延误了改革，错过了改革最好的时机。出现这一现象的实质，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偏差，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共识，“市场”还没有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常识。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以市场的名义反对市场，以改革的名义反对改革。
回望过去35年的历史，可以说，我们经历了市场的启蒙阶段，经过了市场的初步历练，目前到了我们深入理解市场、建设市场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通过市场化引领工业化，我们经历了工业精神的启蒙，目前到了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我们回到市场的本原：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是如何作用的？怎样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任何社会，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如何符合社会偏好而不浪费；二是如何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解决这两大问题，不同的经济制度有着不同的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经济制度一直在竞争，优胜劣汰。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发展迄今，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证明是比较有效率的。这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地区）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经历探索之后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所在。
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价格市场信息的有效利用，引导理性的行为主体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符合社会偏好上去。符合社会偏好，资源配置有效，理性行为主体就有利可图，福利就会增加。在这一过程中，自由选择的行为主体自由决策，决策的结果自行承担。理性行为主体要想福利最大化，就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使别的理性行为主体的福利增加。正所谓，通过使别人幸福，实现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激励相容。这就是市场经济功能的作用过程，也就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实现过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塑造一个好的社会，一个人们通过市场平等发生联系的社会。
如何有效发挥市场经济的核心功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无锅之炊。市场就是这只“锅”，通过资源配置产出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锅”。对于双重意义转型的我国而言，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关键作用在于市场增进：培育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功能，弥补市场失灵。理性的行为主体突破地域和血缘的限制，通过市场实现人类合作秩序的拓展。正是通过市场的培育和建设，各类要素得到合理的市场估价，各类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力才可能得到释放。正所谓：市场无限，合作无限，活力无限。
许多人常常把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市场的错，认为是过度市场化的错，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这是找错了对象，而没有认识到，市场实际上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长起来。“锅”还没做好，怎能把饭烧煳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反对市场，就反对改革。我们需要的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市场建设中；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是深入理解、正确认识市场经济运行的质。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是互为一体的。有了市场相对成熟的传导机制，政府政策才有可能进行有效传导从而达到合意的政策目标。
理解市场经济，这不仅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更应该成为我们出于本能的自觉行动，因为我们生活在市场之中，现在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